榮格的歐洲評述

一、引言

1.歐洲人為何難以理解東方

我在感受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西方人，因此必定會深深感受到這部中國著作的奇特。對東方宗教和哲學的一些了解的確有助於我的理智和直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這些思想，正如我可以從「民族學」或「比較宗教史」的角度去理解原始宗教的悖謬。當然，這是以西方的方式把人的心靈隱藏在所謂科學理解的外衣之下，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者那種可憐的虛榮心」懼怕並且拒絕顯示出任何生動參與的跡象，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外來精神的情感投入可能會變成一種愈發深摯的體驗。所謂的科學客觀性必定會把這部經典留給漢學家去施展其語文學技巧，他們將心懷嫉妒地阻止對它作其他任何解釋。但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深深地洞悉了中國智慧那神秘莫測的活力，他不允許這樣一顆極富洞見的寶珠消失在專業科學的抽屜中。他請我為之撰寫一篇心理學評述，這讓我倍感榮幸和愉悅。

雖然這樣一來，這顆精美的寶珠會有陷入另一門專業科學抽屜的危險，但任何想要貶低西方科學功績的人都在侵蝕歐洲精神的根基。科學作為工具固然並非完美，但畢竟非常寶貴且具有優越性，只有當它要求把自己當作目的時才會顯示出危害。科學必須做臣僕，一旦篡奪王位就會做錯事。它必須服務於其他科學分支，因為每一個分支都因其自身的不充分而需要其他科學分支的支持。科學是西方精神的工具，依靠科學可以比僅靠雙手打開更多的門。科學屬於我們的理解方式，只有當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確的時候才會阻擋我們的視線。然而，正是東方把另一種更加廣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傳授給了我們，那就是通過生命去理解。對於這種方式，我們只有模糊不清的了解，認為它是各種宗教術語所產生的一種近乎朦朧的情感，因此我們欣然給這種東方「智慧」加上引號，將其歸入宗教迷信這一模糊領域。但如此一來，我們便完全誤解了東方的「實事求是」（Sachlichkeit）。東方智慧並不是苦行的隱士和怪人所給出的一些近乎病態的神秘直覺，而是基於中國思想精英的實修洞見，對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表示輕視。

這一斷言也許過於大膽，從而會招致某種質疑。不過，考慮到我們對這份材料極為陌生，這種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它對我們來說顯得異常陌生，我們不知道中國的思想世界如何以及在何處能與我們的思想世界聯繫起來，這種困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面對東方思想時，西方人常犯的錯誤是，他就像《浮士德》中的學者那樣受魔鬼的蠱惑而輕蔑地拋棄科學，轉向東方的迷狂，原樣照搬一些瑜伽功法，成為可憐的模仿者。神智學（theosophische）便是這一錯誤的最佳例證。此時他已經背棄了西方精神的穩固基礎，迷失在語詞和概念的迷霧之中。這些語詞和概念永遠不會從歐洲人的大腦中產生出來，也永遠不會與之嫁接出果實。

古德云：「邪人行正道，正道悉歸邪。」不幸的是，這句異常正確的中國格言與我們的信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相信「正確的」方法與使用方法的人無關。實際上，在這些情況下，一切都取決於人，而很少依賴或完全不依賴於方法。方法只是一個人所遵循的途徑和方向，以使其行動方式能夠真實地表達其本性。如果方法與他的本性不相契合，那麼這種方法就僅僅是一種裝模作樣，是某種人為附加的、毫無根基和活力的東西，僅僅服務於自欺欺人的不正當目的，成為愚弄自己和逃避無情的自性法則的一種手段。這與中國思想的腳踏實地和真誠毫無關係。相反，它是對其自身本性的放棄，是在陌生不純的眾神面前的自我背叛，是為了取得心靈上的優勢而採取的怯懦伎倆，所有這些都與中國「方法」的本意背道而馳。因為中國的這些洞見源於完整而真誠的生活，源於古老的中國文化生活，這種文化生活是從其最深的本能中自然而然、協調一致地產生出來的，對我們來說遙遠且無法模仿。

西方人對東方的模仿是悲劇性的，因為這種模仿乃是源於一種非心理學的誤解。這種誤解就像在新墨西哥、美麗的南海諸島以及中非發生的那些現代冒險行為一樣，是不會開花結果的。在那些地方，西方文明人嚴肅地玩著「原始性」的把戲，暗地裡逃避其困難重重的任務，正如那句名言所說，「這裡是羅得島，就在這裡跳吧（Hic Rhodus ,hic salta ）」。 注8 因此，問題不在於模仿外來的東西，更不在於成為外來思想的傳教士，而在於立即開始塑造已經百病纏身的西方文化。這必須由真正的歐洲人來完成，他需要帶著他的婚姻問題、神經官能症、對社會和政治的幻覺以及整個世界觀上的迷失方向置身於西方的日常活動中。

我們最好是承認，從根本上講，我們並不理解這樣一部著作所說的超脫塵世是怎麼回事，事實上也不想理解。中國人已經充分滿足了自己本性的本能要求，以至於幾乎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們洞悉世界的不可見本質。他們那種把視線轉向內心從而超脫塵世的心態，我們是否覺察到了呢？或許，這種內視的前提條件是把我們從束縛於可見世界的慾望、野心和激情中解脫出來？這種解脫難道不是必定源於有意義地滿足本能要求，而不是源於一種心懷恐懼的、不成熟的壓抑嗎？也許只有服從了世間法則，我們才能自由地認識精神世界？只要一個人關注中國的文化史，並且認真研究過《易經》這部影響了所有中國思想數千年的智慧之作，他就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問題。而且他知道，在中國的意義上，這部經典所提出的觀點並不是一些聞所未聞的東西，而僅僅是些無可避免的心理學結論。

長期以來，在我們典型的基督教精神文化中，精神（Geist）和對精神的愛一直是純粹正面的和最值得追求的。只是在中世紀行將結束時，也就是在19世紀，精神開始退化為理智（Intellekt），那種難以忍受的理智主義（Intellektualismus）的統治才得到反抗。這種理智主義導致了一個可以原諒的錯誤，那就是把理智和精神混為一談，並且把理智的過失歸咎於精神。當理智試圖把精神的遺產據為己有時，它便有害於靈魂（Seele）了。理智絕對沒有這個能力，因為精神是某種高於理智的東西，它不僅包含理智，而且還包含情感（Gemüt）。精神是生命的方向和本原，追求那超人的光輝頂峰。與之對立的則是陰性的、黑暗的、屬地的本原（「陰」）及其直達時間深處和身體根源聯繫的情感性（Emotionalität）和本能性（Instinktivität）。這些概念無疑是純粹直覺的洞察，但如果想把握人類心靈的本質，這些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概念，因為正如中國哲學史所表明的，中國從未遠離過核心的心靈事實（seelischen Gegebenheiten），因此從未迷失於對單一心理機能的片面誇大或過高評價。也正因如此，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悖謬和極性一直都有清醒的認識。對立雙方總能保持平衡——這是高等文化的標誌；而片面性（Einseitigkeit）雖然總能提供動力，卻是野蠻的標誌。如今西方開始反抗理智，推崇厄洛斯（Eros）或直覺，我只能認為這是文化進步的標誌，是意識突破了專橫的理智所設定的過分狹窄的界限。

我絕不想低估西方理智的巨大分化（Differenzierung），以此衡量，東方理智可以說是幼稚。（這當然與智力無關。）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地把另一種或第三種靈魂功能提升到與理智相當的尊貴地位，西方就有可能超出東方很多。而現在歐洲人卻背離自己，矯揉造作地模仿東方，這著實令人悲哀。如果歐洲人能夠真實地面對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從自身本性中發展出東方歷經數個世紀從其本性中產生的一切成果，那麼前景將會廣闊得多。

從理智的無可救藥的外在角度來看，東方最為珍視的東西一般來說似乎並不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特別是，單憑理智根本無法理解那些東方思想對我們可能具有的實際重要性，因此理智僅僅把這些思想歸於哲學或民族學的獵奇。這種缺乏理解是如此普遍，以致連一些博學的漢學家也不能理解《易經》的實際運用，從而把它看成一堆神秘難解的符咒。

2.現代心理學開啟了一種理解的可能性

我在實際工作中的經驗為我接近東方智慧打開了一條意想不到的嶄新道路，不過應當注意，起初我對中國哲學還沒有任何了解，當我開始從事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的畢生工作時，我對中國哲學其實一無所知。只是到了後來，我的醫療經驗才向我表明，我使用的一些技巧已經無意中把我引上了一條神秘的道路，對於這條道路，東方的賢哲們已經潛心研究了數個世紀。這樣說可能會被視為主觀想像，這也是我此前從不發表這些東西的一個原因，但闡釋中國靈魂的卓越專家衛禮賢徑直向我確證了這種一致性，他使我鼓起勇氣去評述這樣一部中國著作。就其實質而言，它籠罩著東方精神的神秘氣息，但從內容上看（這極為重要），它卻與我的病人的心理發展過程驚人地相似，而這些病人都不是中國人。

為使讀者更容易理解這個奇特的事實，我必須提到，正如人的身體擁有一種超越了所有種族差異的共同解剖結構，人的心靈也擁有一種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識差異的共同基底（Substrat），我稱之為「集體無意識」（kollektive Unbewusste）。這種為全人類所共有的無意識心靈不僅包含那些能夠變成意識的內容，而且也包含讓人做出相同反應的潛在傾向。因此，集體無意識就是對超越了所有種族差異的相同大腦結構的心靈表達，這樣便解釋了為什麼世界上有那麼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神話主題和象徵，也解釋了人類為什麼能夠相互理解。各種不同的心靈發展路線都出自一個共同的主幹，其根源則可以追溯到所有過往。人與動物在心靈上的類似甚至也在於此。

從純粹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與人類共同的想像本能和行動本能有關。一切有意識的想像和行動都是在這些無意識原型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並且一直與之相聯繫，在意識的清醒度還不夠高時尤其如此，也就是說，此時心靈的各種功能更多依賴於本能而不是依賴於有意識的意志，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性判斷的控制。這種狀態保證了一種原始的心靈健康。然而，一且環境變化要求更高的道德努力，心靈就立刻變得不適應了。僅僅對一個總體上一直保持不變的自然來說，本能才是足夠的。因此，更多依賴於無意識而不是依賴於有意識選擇的個體，會傾向於明顯的心理保守主義。原始人數千年來都不發生變化，而且害怕一切陌生和異乎尋常的事物，便是由於這個原因。倘若他不夠保守，這可能會使他不夠適應，並且導致巨大的心靈危機，也就是導致某種神經官能症。只有通過對陌生事物的吸收同化，才能使意識變得更高更廣。這種意識傾向於自治，傾向於反抗舊的神祇，而這些神祇不過是迄今一直壓制意識的那些強大的無意識原型罷了。

意識和有意識的意志越是強大和明顯，無意識就越被壓到幕後，意識結構就越有可能從無意識原型中解放出來。如此獲得自由之後，意識結構便可以掙脫單純本能的鎖鏈，最終達到一種喪失本能或與本能對立的狀態。這種除了根的意識再也不能求助於原型意象的權威，它固然獲得了普羅米修斯式的自由，但也擁有了一種無神的傲慢。它雖然翱翔於塵世之上，甚至翱翔於人類之上，但傾覆的危險也在於此。當然，面臨這種危險的並非每一個個體，而是這樣一種集體的弱者，他們會像普羅米修斯一樣被無意識鎖在高加索山上。智慧的中國人可能會借《易經》中的話說：陽極陰生，陰生於午，由陽轉陰。

醫生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變化被原封不動地轉移到生活中，比如一個成功的商人通過打拚獲得了他所想要的一切，在成功的巔峰不再從事工作，沒過多久便突然患上了神經官能症，這種病把他變成了一個下不了床的長期患病的怨婦，最終徹底被摧毀。從陽到陰的轉變都反映在其中。《但以理書》中關於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的傳說以及獨裁者的普遍瘋狂與此極為相似。有意識見解的偏執以及與之相應的無意識的陰性反應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病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時代過分看重有意識的意志，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絲毫不想貶低有意識的意志的崇高道德價值，我們仍然可以不加貶低將意識和意志視為人類最高的文化成就。但一種摧毀人類的道德又有什麼用呢？在我看來，使意志與能力協調一致要比道德更重要。不惜一切代價的（à tout prix）道德是野蠻的標誌，在我看來智慧往往要更好一些。但我也許是戴著醫生的職業眼鏡去看這一點的，我不得不去治療因文化的過度發展所導致的傷害。

無論如何，事實就是，意識受必然的偏執所激勵而遠離了原型，最終導致了崩潰。在災難發生之前很久，錯誤之兆就已經顯現出來，比如喪失本能、神經質、失去方向、糾纏於一些不可能的情況和問題，等等。醫生診療時會發現，無意識一直在反抗意識的價值觀，因此不可能被意識吸收同化，反過來的情況也絕不會發生。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似乎不可調和的衝突，人的理性無法解決它，除非通過佯裝解決或可疑的妥協。如果這兩種迴避方式都不可行，那麼我們要問：迫切需要的人格統一性何在？追求這種統一性的必要性有多大？正是在這裡，我們開始走上了東方人早已走過的道路。中國人之所以能夠發現這條道路，顯然是因為他們從未讓人性的對立面過分遠離，以致失去了一切有意識的聯繫。而中國人的意識之所以能夠包容一切，是因為是與否一直保持著原初的臨近性，就像在原始的心靈狀態中那樣。儘管如此，他們必定會感覺到對立面的衝突，於是要尋找一條道路使之從對立面中解脫出來，一如印度人所說的「無爭」（nirdvandva）。

我們所討論的這部經典便涉及這條道路，我的病人們也涉及同一條道路。對於西方人來說，最大的錯誤莫過於直接照搬中國的瑜伽功法，因為問題仍然是他的意志和意識，這隻會加劇意識與無意識的對立，導致本來想要避免的結果，神經官能症也會隨之加重。我們不是東方人，因此在這些事情上有著完全不同的出發點，這一點似乎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如果認為這是所有神經官能症患者都必須走的道路，或者是解決每一個階段的神經官能症問題的途徑，那將是極大的錯誤。只有當意識發展到反常的程度，從而與無意識過分遠離時，它才可能有用。這種高度的意識是必要條件。最大的錯誤莫過於讓那些因無意識過分佔據統治地位而致病的神經官能症患者採用這種方法。出於同樣的理由，這條發展道路對於中年（通常在35歲到40歲之間）以前的人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甚至可能有害。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走上一條新路，是因為在我看來，如果不對人性的某一面加以強制，病人的根本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我在工作中一直堅信，從根本上說並不存在無法解決的問題。經驗也向我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我經常看到有些人輕易便超越了別人無法超越的問題。更進一步的經驗表明，我所謂的這種「超越」（Überwachsen）原來是意識層次的一種提升。一種更高更廣的興趣在視域中出現了，隨著視域的開闊，尚未解決的問題變得不再緊迫。這個問題並不是就其自身以邏輯的方式得到解決，而是面對著一種新的、更強的生命指向而逐漸消解了。它並沒有遭到壓制而成為無意識，而僅僅是呈現在另一種光亮中，因此也變得有所不同。在較低層次導致最激烈衝突和充滿恐慌的情感爆發的那些東西，現在從人格的更高層次來看，宛如從高山山頂上俯瞰山谷中的一場雷雨。這並不是說這場雷雨已經不復存在，而是說人已經不在其中，而是位於它之上。但是從心靈的角度看，我們既是山谷又是山峰，因此感覺自己超越於人似乎是一種徒勞的幻覺。我們當然會感受到情感，並且為之震撼，受之折磨。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能覺知到一種更高的意識，它阻止我們把自己等同於情感，使我們能夠客觀待之，並可以宣稱：「我知道我在受苦。」我們這部經典在談到昏沉時說：「昏沉而不知，與昏沉而知，相去奚啻千里。」這也完全適用於情感。

在我的工作實踐中，時常會遇到病人憑藉一種難以理解的能力而超越自己，對我來說，這乃是最寶貴的經驗。在此期間我終於認識到，從根本上說，最大、最重要的人生問題都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它們表達了內在於一切自我調節系統中那種必然的兩極性。它們不可能解決，而只能超越。因此我問自己，這種超越的可能性，也就是心靈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是否是不正常的？仍然陷在衝突之中是不是病態的？每個人都必定至少潛在地具有這種更高的層次，在合適的環境下就能使這種可能性發展起來。當我認真考察那些悄無聲息、彷彿無意識地超越了自我的人的發展道路時，我發現他們的命運有某種共同之處：無論產生於外部還是內部，新事物從那個晦暗不明的潛在可能性領域進入了他們，他們接受了新事物，並由此進一步成長。典型的情況是，有的人從外部接受新事物，有的人從內部接受新事物，或者毋寧說，新事物有時從外部落到人身上，有時從內部落到人身上，但絕不是全然來自外部或全然來自內部。如果來自外部，它將成為最內在的體驗；如果來自內部，它將成為最外在的事件。但無論如何，它絕不會是憑藉目的和有意識的意願而產生的，而更像是溢出了時間之流。

我們總是急於嘗試把一切變成目的和方法，所以我故意表達得非常抽象，以免造成偏見。不能給新事物貼上這樣那樣的標籤，否則它就成了可以「機械」複製的方法，於是又成了「邪人」行「正道」。命運安排的新事物很少甚至從未符合過有意識的期待，這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更令人驚奇的是，雖然新事物往往與我們所知道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相抵觸，但它是對整體人格極為恰當的表達，我們無法設想還有什麼表達比它更完整。

為了取得進步，解放自己，這些人做了什麼呢？據我所知，他們什麼也沒有做（無為），而只是讓事情如其本然地發生，正如呂祖所教導的，如果一個人不放棄他的執著，神光就會按照自己的規律運轉。讓一切順其自然地發生，無為而為，「放開自己」，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所傳授的這些技藝成為我成功打開通向道的大門的鑰匙：在心靈上必須聽任事情 發生。對我們來說，這成了一種鮮為人知的真正技藝。一般人的意識總是在干預、幫助、糾正和否定，從來不讓心靈過程寧靜地簡單發展。這項任務本來是足夠簡單的（如果簡單不是一切事情中最難的話！）。它所要做的僅僅在於，首先客觀地觀察心靈發展中的某個幻念（Phantasiefragment）。再沒有什麼比這更簡單了，但困難也正始於此。人似乎沒有什麼幻念——或者有——但這太愚蠢了——我們可以舉出上千條好理由去反駁：「我無法全神貫注於它」、「它太無聊了」、「又會有什麼結果呢？」、「它不過是……而已」，等等。事實上，意識提出大量異議，往往就是要清除這些自發的幻想活動，即使我們決意要讓心靈過程不受干擾地進行。在許多情況下都存在著一種真正的意識發作（Bewusstseinskrampf）。

即使成功地克服了最初的困難，意識隨後還會進行評判，試圖對幻念進行解釋、分類、美化或貶低。這樣做的誘惑簡直無法抗拒。在全面而忠實地觀察一段時間之後，意識的急躁就可以得到遏制，這是勢在必行的，否則就會產生阻礙性的力量。但是在每次觀察幻念時，必須把意識活動重新擱置一邊。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努力的結果起初並不那麼鼓舞人心。這些幻念原本就交織在一起，說不清楚它們的來來去去。此外，獲得幻念的途徑也因人而異。對於有些人來說寫出來最容易，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想像起來最容易，還有人則願意或有形或無形地將它們畫下來。那些意識高度發作的人往往單靠手就可以表達幻念，他們會畫出一些對意識來說往往完全陌生的圖案。

這樣的修鍊必須堅持到意識發作完全釋放，或者說直到讓事情順其自然，這是修鍊的下一個目標。由此建立了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能接受非理性和無法解釋的東西，因為它們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一個人已經被正在發生的事情壓倒了，那麼這種態度不啻為一種毒藥；但是對那些具有完全自覺的判斷力、只從正在發生的事情中選擇出適合他們意識的事情以致逐漸步出生命之流而陷入一潭死水的人來說，這種態度則具有極高的價值。

在這裡，我們前面提到的兩種類型的人所走的道路似乎是分開的。兩者都學會了接受他們所面臨的事物。（正如呂祖所教導的：「事來要應過，物來要識過。」）但一種人主要接受來自外部的東西，另一種人則主要接受來自內部的東西。根據生命法則，一種人將從外部接受他以前從未從外部接受的東西，另一種人則將從內部接受以前一直被他排除的東西。當以前的價值（只要不是純粹的幻覺）隨著變化而得到堅持時，這種本性的逆轉就意味著人格的擴展、提升和豐富。如果這些價值沒有得到堅持，人就會走到另一面，從健康變成不健康，從適應變成不適應，從神志清醒變成神志不清，甚至從理性變成精神錯亂。這條道路並非沒有危險。一切好東西都是昂貴的，人格的發展則屬於最昂貴的東西。它涉及對自我的肯定——把自我當成最嚴肅的任務，對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保持警覺，時刻關注一切可疑的方面——這其實是一項觸及我們核心的任務。

中國人可以把整個中國文化的權威當作後盾。如果他走上了這條漫長的道路，那麼他所做的會被視為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西方人若想真正走上這條道路，則會遇到理智、道德、宗教等各方面權威的反對。因此，人們要麼極為省事地模仿中國，把處於困境的歐洲人拋下不管，要麼試圖重新回到基督教會的歐洲中世紀，重新築起歐洲的高牆，把可憐的異教徒和人種學的好奇心擋在真正的基督徒之外。對生活與命運在審美或思想上的挑逗在這裡戛然而止。對更高意識的追求使我們離開了一切掩體和保護設施。人必須全身心地投入這條道路，因為他只有出於真誠才能繼續前進，只有他的真誠才能保證其道路不會淪為荒謬的冒險。

無論一個人的命運是得自外部還是內部，對道的體驗和道的事件都是一樣的。因此對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事件，我不必多說，其無窮無盡的變化我永遠無法窮盡。而且這對於我們所要評述的著作無甚意義。但對於進一步發展所伴隨的心靈狀態，則有許多東西可說。在這部經典中，這些心靈狀態都是以象徵方式表達的，而我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早已熟知這些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