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孔子問道》7、全人教育的理想（傅佩榮）

《向孔子問道》7、全人教育的理想（傅佩榮）

用一句話來說，孔子的教育觀是一種全人教育的理想。在我們古代的《尚書》裏面就提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他把國君與老師並列，是因為上天生下許多百姓，這些百姓他本身非常平凡，他對於人生的道理，也不一定有機會去了解。所以有關人類社會的進步，你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就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這是《孟子》裏面的話。就是，有些人是先知先覺，了解人生的應行之道，也就是人活在世界上應該如何，才能夠達成他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目的。那麼有些人算是後知後覺，他需要別人來啟發，來開導，那整個社會才能走上正途。所以，一個社會重視教育的話，它才有未來，也才有希望。那麼，我們古代把國君與老師並列，事實上，古代的最好的國君，他本身就是老師。這叫做一種德治的理想，他本身的品德很高，老百姓一看他，就可以效仿。但是後代的話，因為國家越來越大，人民越來越多，就必須分工合作，所以老師就變成一個專門的工作了。那麼，在西方的希臘時代，柏拉圖寫《理想國》，他也把負責教育的官員，列為所有官員的第一位。也就是，在國家裏面負責教育的，官員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如果沒有注意到教育，你將來一代一代發展，往哪裡走呢？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非常興盛的國家或朝代，它會慢慢衰亡，因為它忽略了這一點。但是光教育不夠，還是要問你有什麼樣的教育。我們以前常常聽到，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象你把數理化學會，數理化屬於什麼呢？屬於智育。我們說的學科，在這兒，我們強調德智體美勞五育並重，或者德智體群美，也都是五育。但是因為有升學的壓力，最後大家都把重點放在智育上面，要念書，要考試，要升學。這對於一個社會的進步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你不重視學習，不重視理解，你放在各國競爭的層面上，就恐怕要落後了。但是，如果你特別偏重智育的話呢？其他方面忘記了，恐怕更有問題。現在很多人講三種智商，第一種是學習智商，就是一般說的IQ，你學哪一科比較適合，會有發展。第二種，我們稱作情商，就是情緒智商。就是你會念書不夠，你還要能夠跟別人情緒上溝通，協調大家的心意，以便能夠團結。很多人他念書不錯，但進入社會之後呢？人際關係不好，到後來平白增加許多阻礙。第三種，就跟你的意志有關了，我們翻譯作逆境智商。就是你處在逆境裏面，你怎麼樣能夠不受干擾，繼續堅持目標去奮鬥。用英文來說的話，就是IQ，EQ，還有AQ，AQ的A就是逆境，英文叫做Adversity,碰到困境Adversity.那在這個裏面，你怎麼樣能夠堅持，這也是一種西方人在思考的問題，那這三者都跟個人的生命的發展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說要談，孔子在兩千多年前，他怎麼去面對教育呢？我們用今天的話來說，他非常有遠見的，也非常進步的，他主張的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就是分為三點。第一，人才的教育，第二，人格的教育，第三，人文教育。人才，人格，人文三個合起來，就是全人。這樣一來的話，人的生命就很完整了。譬如說你第一個人才，在古代讀書的目的就是要做官，因為它的社會分工有限。讀了書之後呢？你具有專業的知識跟能力，你可以為百姓來服務，做官需要這些基本條件，我們也一再強調這一點。並且古時候的一般老百姓受教育，只到15歲為止。那麼貴族子弟呢？上大學。他繼續念，他們將來就是要做官的。所以，在春秋時代末期，孔子的時代呢？天下比較混亂了。孔子開始私人辦學，也招收很多民間的學生，他也來教類似的科目，並且教得比大學裏面好多了。所以孔子的學生，人才可以說是比比皆是，甚至很多國君，或是執政的卿，都向孔子來問，你有什麼好學生，可以推薦給我們？因為你做官的本事不夠的話，效率不彰，到最後就是很現實的，能者得之。所以，孔子教的學生在做官方面的表現，一般來說是很受到肯定的。但是，你說，做官需要什麼條件呢？有一次孔子跟一位卿的對話，就談到了他的三個學生。別人問他說，子路可以做官嗎？子路，我們都知道，他個性非常豪爽，這個人是一個俠客型，但是他能力也很強。孔子只說一個字，他說，子路這個人果，果就是果決。譬如說我現在審判案件，我非常果決，就判斷誰對誰錯，這不容易啊。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發生訴訟的時候，一定是雙方都認為自己對，哪裡有這麼清楚的一刀切？黑白二分？誰好誰壞呢？沒有那麼簡單。但是呢？天下的事情呢？也需要看法，看理，看情。所以，這個時候你判斷的時候，你不能說，你三分對，他七分對，這個有時候幾分幾分，講不清楚。所以，子路的個性非常的剛強，他判斷案件的時候果決，立刻就可能判斷。所以，《論語》有一句話是孔子說的，片方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這段話該怎麼翻譯呢？有兩種翻譯。第一種翻譯比較簡單，說，三言兩語就把案件給判斷了，給判案了，大概只有子路吧！說實在的，這個顯不出特色。一個法官不太喜歡講話，判斷案件的時候講三句話，兩句話就不講了，那這個不太難。另外一種翻譯是我比較肯定的，他說，聽片面之詞就可以判斷案件，那就是子路吧？代表別人做不到。什麼叫片面之詞呢？一般訴訟一般是兩造。如果有一邊人還沒有來，或者有一邊還沒有說話，子路光聽一邊說話，他就知道誰對誰錯，這個很特別。所以孔子才要說，大概只有子路做得到吧。如果三言兩語，誰做不到？如果說聽片面之詞可以判斷，很多人擔心，會不會有偏見呢？我們要知道，審判這種事情，你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但是，是非對錯，當事人他心裏還是有數。我欺負別人了，我占別人便宜，他心裏還是有數。也許法律的條文，沒有辦法立刻將他定罪。但是呢？像子路這樣的人，個性剛強果決，別人看到他，就不太敢說假話，這倒不是開玩笑的。很多人看到電視連續劇《包青天》，他那個黑臉一瞪，你敢說假話嗎？所以有時候看你法官。你法官本身好象沒有什麼原則，或者好好先生，那每一個人都要設法爭取你的同情。所以子路是這樣的個性，所以我們這邊提到子路果決，做官沒問題。因為古代的做官，譬如你當縣長，你也需要判斷案件，你不是光是當縣長而已，他有時候一個人要負責所有相關的事物。

   第二位同學，誰呢？子貢。就問說，子貢可以做官嗎？孔子說，子貢這個人達，達就是通達。就是這個人聰明得不得了，任何事情都可以辦得通，通達就是總是有路可以走。其實任何一個社會發生任何問題，一定有解決的方案，如果沒有的話，是你還沒找到，真正找不到就以拖帶變嘛。但是，變的時候，你還要是掌握變的契機。所以，子貢是孔子學生裏面，言語科裏面的高材生。代表他很聰明，很多時候說話就可以解決問題。西方有一個哲學派別，叫做言語行動這個學派，叫做speech act,speech說話，act行動，說話就是行動。你說，說話不是行動嗎？說話產生的效果有時候超過行動。你看看，希特拉那些記錄片，大聲地喊，喊了半天，德國人相信了，那個勝過行動。很多時候很多話，你說得好聽，士氣大振，很多時候在兩軍作戰的時候，他們的統帥做一些精神訓話，說明自己是正義之師，說明自己有必勝的決心。士氣不能衡量，但是一旦展現出來的話呢？銳不可擋，可以以一擋十，以十擋百。所以呢？子貢能夠通達，他做官沒有問題。事實上也證明了，在孔子過世以後，子貢在魯國擔任外交官，做得非常精彩，把一個魯國這個弱國，跟其他各強國之間的關係全部搞定，沒有人敢欺負魯國，不能占魯國的便宜，這就是子貢的功勞。第三位同學呢？叫做冉有。冉有我們以前介紹過，他個性比較懦弱。那麼，冉有可以做官嗎？孔子說，冉有多才多藝。孔子用藝這個字，藝術的藝，代表多才多藝，做官也沒有問題。什麼叫多才多藝呢？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他辦事，我們放心。譬如說你要開一個學術會議，你交給冉有，他全部搞定，連茶點招待咖啡都弄得很好。所以，有些人就有這種本事，他可以把上上下下，該注意的問題全部注意到，你說沒有的，也把它列出來。一塊磚頭，拿紙包一包，也變成很好的桌腳，像這叫做藝，多才多藝。所以，別人問三個學生，孔子說，都沒有問題。但是真的沒有問題嗎？要看你做什麼官。後來有人就問了，說，子路跟冉有，可以稱為大臣嗎？大小的大，大臣。我們一般講，大臣是大官。但是，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後，孔子就問，他們不能稱為大臣，他們只能稱為具臣，具體的具。什麼叫具臣呢？有專長的臣子。就是你可以做教育，你可以做外交，但是你不能稱為大臣。為什麼？大臣的條件是八個字。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個字。用正道來服侍我的國君，如果跟他不能夠配合就辭職，這才是大臣。等於是大臣對於國君，也有一種制衡約束的作用。我既然當大臣，你是國君，我們都要以正道作為我們的共同的目標。換句話說，在儒家的思想裏面，從來就沒有一個什麼專制的暴君，他可以一意孤行的，沒有那回事，像這句話就是證明。真正的大臣，以正道來服侍國君，如果行不通就辭職。他說，我的學生，子路，冉有，只能算是具臣，他的標準很高的。

  所以，學生也知道老師標準高，有時候就不太敢做官了。在《論語》裏面就有兩個例子，一個是很有名的閔子騫，他是一位孝子，也是孔子學生裏面德行科的第二名，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名列在德行科。冉子騫非常傑出，結果季氏，就是魯國最有權力的那個貴族，季氏，想找閔子騫作一個縣長。閔子騫立刻辭掉，說，請不要找我，你再來找我，我就跑到汶水以北，就是跑出魯國邊境了。你看，有人這麼怕做官，他為什麼要逃走呢？因為他知道季氏這種人不是正派人，因為魯國本身的情況非常複雜。我們大概說一下，為什麼在魯國覺得什麼都不對勁呢？因為魯國的國君另外有三個大夫，跟他把魯國分了四份。你身為魯國國君，只負責四分之一，另外三家大夫分了三份。為什麼這個情況呢？因為最早的時候呢？要怪誰？怪一個人，叫做魯桓公。一般人只知道齊國的齊桓公，不知道魯國也有一個魯桓公。那這個魯桓公做的事情不一樣，他把他的君位傳給他的兒子，另外有三個兒子，就給他們分了三份。結果魯桓公之後，魯國就分了四份了。所以，他們那另外三份稱作三桓，就是魯桓的桓，就是除了魯君之外，魯國又分了三部分，都是那個桓公的一代一代下來的子孫。說實的，他們本來是兄弟，因為都是桓公的孩子，但是在古代的封建制度，只有一個嫡長子可以接位子的。他接了位子之後，另外一些人就不能當國君，就當卿，世代為卿，結果權力越來越大，甚至超過魯國國君了。所以，季氏這個人，野心很大，曾經八佾舞於庭，讓孔子非常難過。並且還怎麼樣呢？還在撤出祭品的時候呢？讓別人來唱雍詩，雍詩是《詩經》裏面的一篇。雍詩這首詩，是天子祭祀完畢才能唱的。結果季氏呢？他祭祀完畢之後，他也找人唱雍詩。反正我有人可以唱，我有錢可以花，照唱。所以孔子對於季氏的作為，到現在還有一個詞，代表違背了禮，很嚴重的情況，叫做歌雍舞佾，唱那些雍詩，去舞八佾，就變成一個術語了，歌雍舞佾，說明一個人想造反的樣子。所以呢？閔子騫不願意跟這種人，不願意當他的屬下，他辭掉。另外一位學生叫做漆雕開，孔子說，漆雕開，你可以做官了。他說，不行，老師我對這個還沒有自信，孔子很高興。你看，孔子讓學生做官，他拒絕，說，我還不夠自信，孔子居然很開心，說這個學生很好，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說，做官的準備還不夠。所以孔子培養人才，有他一定的標準，也有他一定的訓練的內容，讓他們各自都有一些特殊的專長。所以，他的學生，在古時候講專長的話，大體就是內政外交，加上負責禮儀的這些，因為古時候官的作為，大概就分幾種。

  那麼，孔子培養人才，有時候會覺得人才，有時候看機會了，不是說你是人才就有官做，要看各種機會的配合。因此呢？他在談到學生出路的時候，學生的志向，大部分都是做官。但是，曾點呢？就不一樣。我們將來還會談到有關曾點的志向，是《論語》裏面很精彩的一篇。那別的學生，像子路，冉有，公西華，都是要為國家服務。但是，你把這個當志向，恐怕一輩子都沒有機會，要不然就等很久，等於最後像姜太公，等到八十幾歲終於碰到了周文王，還算不錯了。很多人一輩子等，等到最後就沒有了，賁志以沒。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知道，作為一個儒家的學者，你不能只有人才教育，你還需要什麼呢？人格教育。那什麼叫人格教育呢？我們說，人才教育是用之於外，將來在社會上可以立足，找到正當的職業，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那麼人格教育的話呢？就是求之於內，我可以自我要求，要求我自己做到一定的標準，就是在道德上自我要求。但是，講人格教育的時候比較困難，是因為年輕的時候，你還沒有碰到各種考驗。譬如說，我們現在在教室上課，念高中，念大學都一樣。你上課說，我們要行善避惡，誰不贊成呢？你說，你不要做壞事，誰會反對呢？但是你進入社會之後，才碰到具體的考驗，才知道人際關係的複雜，社會人心的險惡。但那個時候，你能不能抵抗誘惑呢？你不能說，我學的時候都會了，做的時候有問題。所以很多中學裏面，就實施一些道德教育，叫做道德兩難。什麼叫道德兩難呢？就是讓你去衡量一下，到底該怎麼做，這種問題都是虛擬的。譬如你問一個學生，如果你坐船發生船難，你抓到一塊門板，你還可以再救一個人，你救誰？一邊是媽媽，一邊是愛人。學生也還沒結婚，你叫他救誰？當然救媽媽嘛。不救媽媽，誰給我零用錢呢？那你結婚之後就不一定了，那救誰呢？因為對媽媽跟對愛人感情不一樣。再加上說，如果還有一個孩子，那救誰呢？最後兩難，三難。到最後變成是，很為難，變成到最後都是老師希望什麼答案，我就寫給教師看。進入社會之後呢？完全是別一回事，像這種道德的問題，無法在紙上談兵。所以，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借鑒社會上的事件。譬如今天發生一件社會事件，有人去幫助別人了；譬如看到有人溺水，去救人了，自己不幸喪生了。像這樣的一種案件出現的時候，就可以討論該怎麼做。如果自己泳技不太好，那你要不要跳水救人呢？那不白白犧牲嗎？在美國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女孩子心情不好，從橋上跳河自殺。跳下去之後呢？忽然聽到有另外一個人跳下來。她心裏想，怎麼我自殺，怎麼也有別人自殺嗎？結果她發現跳下來的人拚命掙扎。因為跳下來的人不會游泳，這個女孩子反而會游泳，就過去把他救起來。問他說，你幹嘛跳下來？他說，我來救你呀！結果這個要救人的男生不會游泳，那女生反而把他救上來。救上來之後，女生也不自殺了，後面沒有發展了，有發展就可以演電影了。他只是純粹路過，看到有人自殺，就去救人了，但他忘記自己不會游泳，這個說明人真的是有心幫助很多人，但是能力夠不夠，要先考慮。所以，一般講道德的時候，他牽涉到能力，如果人能力做不到的事，你就沒有道德上的要求。譬如說，我走在河邊，有人快淹死了，我不會游泳，我就不需要內疚，因為我不會游泳。如果我是游泳高手，奧運游泳金牌，我在路邊，沒有去救他，別人就說，這個人不是奧運游泳冠軍嗎？那他就有責任。那這種責任不是社會責任，不是法律責任，而是道德責任。很多事情你可以做，可以不做，要看你本身的條件如何。你把這個情況說出來，說我本來是游泳冠軍，不過那天正好心臟病發，別人也不會怪你。因為道德上的該不該做，牽涉到你具體上能不能做，你不能做，就沒有道德問題，你能做而不做，就變成是你沒有做到應該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時候講人格教育的時候，儒家講得最精彩。因為他強調人性向善，從真誠引發力量，由內而發。所以，你只要真誠的話，就會知道，自己是一個道德的主體。也就是我的生命，他不是只為了活着，吃飯睡覺，慢慢一年過一年，不是的。他是說，我的生命，隨時等於有增加他內在價值的機會，這個機會往往都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出現了。人活在世界上，誰不希望平安快樂？但是你看到別人有痛苦，有能力去幫，你沒幫，心裏面就會有一些內疚，這個是很自然的，這不需要別人來講。你說我不會內疚，那你真的不內疚，孟子就會生氣了。孟子我們下次才談，就說你不是人，非人也。孟子罵人很兇，比孔子凶多了，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你看，連講四個非人。但是你別擔心，如果你聽到孟子說你非人也，你生氣的話，孟子就說，恭喜你，你又變成人了，因為你會生氣，你會生氣就代表你還有機會。如果你被孟子說非人也，你也沒感覺，那就真的是非人了，非人就是不是人。你說我不是人，我照樣吃飯，照樣上班，照樣過日子，那是另一回事，就是你作為人的內在價值沒有開發，就是你這一生白白過去了。但是，如果說你從真誠引發力量，由內而發不斷行善的話，這種效果，很多人都說，真的有這種事嗎？將來講孟子會講更清楚，這是浩然之氣。一個人內心坦蕩，到半夜有人敲門，你也不會害怕。平生不做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就是這個意思。當然，這是就一個人內在的自我要求來說。

  所以，儒家講人格教育講得最圓滿。西方很多學派講到道德問題，都有他的限制。譬如說，我們介紹三個學派吧。在西方來說，他們講道德問題，第一個，叫做效益主義。效益就是強調你這個行為有沒有好的效果。一般講效益的時候就是說，怎麼樣對大多數人謀求最大的福祉。我們現在舉例來說，我說，我上車應該排隊。應該排隊，這個應該怎麼來的？因為，排隊對大家都有益，大家都排隊，每一個人都上得了車。你說，我們現在坐車，只顧自己要上車，擠成一團，沒有人上得了車，上了車也是衣服也破了，皮包也掉了，那什麼意思呢？所以，一般西方講效益主義，是適合一個人群的生活，怎麼樣對大多數人都有利。像法律，它就是效益主義，很明顯的一種成果。法律一定有例外，你如果一視同仁，對有些人反而不公平。所以，我們講效益的時候，在很多民主國家的選舉，也是效益主義。多一票就勝了，為什麼？多一票代表我比你多一個人支持，它符合比較多數。所以，西方講效益主義的時候，在社會生活上有它的考慮，也有它的效益。但它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多數人的利益，它是今天有效，但是明天呢？說不定過了幾個月，多數人不一樣了。同樣一個規則，對多數人來說，那個多數人可能會調整，這一次我比你多一票，說不定再過一個月我比你做得很好，我比你多一票。那你什麼時候去隨時調整呢？很難。第二個，是牽涉到計算的問題。你怎麼計算？假設你要開一條高速公路，要經過我家門前，我當然反對，那別人當然贊成了。因為別人沒事，經過你家門前，關我什麼事呢？只要這個垃圾場，焚化爐不要蓋在我家後院，你盡量蓋，那一定蓋在我家後院就不行了，因為我個人利益受損。所以，多數人利益在計算的時候，很容易就損傷了少數人，但是對這少數人不公平，並且你在計算的時候，你需要，你以什麼標準來算？也是很複雜的問題。所以在西方國家進行他們的社會上各種改革的時候，通常都是考慮效益主義，它有一個原則。它說，你考慮考慮的時候，必須有一個，假設有一個物質的帷幕。什麼叫物質的帷幕呢？就是一個黑幕拉下來，我們現在設計這個地方該怎麼發展，決不能考慮誰家住哪裡，誰家住哪裡。如果你考慮說，這一家人住這裡，後面有領導，後面有什麼財團，那就複雜化了。所以在很多地方，高速公路有時候彎來彎去。為什麼？因為它要避開利益的要求。所以，他們講到法制社會，講到倫理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就來一個物質的帷幕。一個物質的帷幕拉下來，我誰都不認識，這塊地給我，我來規劃，這樣才能客觀。一旦規划出來，把這個幕揭開，一翻兩瞪眼，不能再反悔了。因為你再反悔的話，變成是，又要考慮誰，考慮誰，那就沒完沒了。所以這是效益主義的問題，它有它的效果，可以讓一個社會順利地運行，大家按照定期的投票來計算來衡量。

   第二種學說，叫做義務論，這是康德的主張。西方哲學家談到康德，大家都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哲學家。有人說，西方如果選兩位哲學家，古代就是柏拉圖，近代就是康德。他們兩個有兩個特色是相同的，第一個，兩個人都活了八十歲，第二個，兩個人都沒有結婚。所以要讓大哲學家必須活到八十歲，並且必須沒結婚，沒結婚才能專心研究。結婚之後呢？很多瑣碎的事情，恐怕就很難兼顧了。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學非常的高尚，但是高尚到不近人情，叫做義務論。什麼叫義務呢？你做一件事，絕不考慮效果，只考慮該不該做。所謂的該不該做，就是要尊重規則，因為規則是普遍的，你不能去考慮效果。考慮效果的話呢？就會忽略了你的動機。因為康德認為，真正的善只有一種，就是善的意志。就是我心裏面，我認為我要行善，這是唯一的善。我舉一個例子比較清楚。假設我開一家小的雜貨店，我門上貼四個字，叫做童叟無欺。我貼童叟無欺四個字，有兩個可能。第一個，童叟無欺是一個好的策略。因為童叟無欺生意才做得長久，我對老人家，對孩子，都一樣的價錢，絕不會欺騙。這個名聲傳出去之後，大家都覺得這個人做生意很實在，你效果很好。所以，童叟無欺，它可能是一種策略，產生好的效益。第二種，他也貼童叟無欺，但他完全是基於道德原則。應該童叟無欺，我絕不考慮後果，即使將來生意好或不好，我都不在乎。我考慮的是，我就是應該童叟無欺，這是原則，這個原則是普遍的，這是第二種，康德就是第二種，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聽起來很高尚。但是呢？這種想法有時候在人的社會有他的困難。我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假設我是康德的信徒，主張義務論，今天有個朋友生病住在醫院裏，我去看他。我到了醫院之後，進了病房，就跟他說，我來看你，是因為你是我的朋友，只要是朋友生病住院，我一定來看你。我來看你，不是因為我喜歡你，也不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的感情很好，而純粹因為你是一個朋友，因為朋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名稱，這個名稱就具有某種對朋友的義務。你這樣講的話，生病的人一定不高興，弄了半天，你來看我，不是你對我好，純粹因為我是你的朋友，這個時候你要看他，他反而生氣。誰喜歡這種人呢？他來看你，不是因為他喜歡你，而是因為你是親戚，你是朋友，所以他就來看你，這是康德。所以，康德的話講到最後很極端，他說，你行善的時候，你不能覺得快樂，如果你行善的時候覺得快樂，你將來就有可能為了快樂而行善，不是為了行善而行善，這樣就又變成效益主義了。因為為了快樂而行善，是對我自己有利，康德是希望你為了行善而行善，該行善就行善，絕不考慮是不是快樂。所以說，他這種學說到後來，西方人很多也受不了，說康德這種人太嚴格了，並且太重形式，只重形式而忽略內容，因為人的生命是有實際內容的。像我們講朋友，朋友有千萬種，當然我們說千萬種，對孔子來說只有六種，三種好的，三種壞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朋友有各種不同的關係。所以你只用朋友這個名詞，就決定該怎麼做，這有時候真是不近人情。不過康德有兩個偉大，他的學說提出來之後，對於人類來說，確實增加一個思考，反省的一個內容。譬如他說，你不能夠只把別人當作手段來利用，你應該同時也把別人當作目的來尊重，他原文講得比較繞口了。他說，決不能僅僅把別人當作手段，而不同時也把別人當作目的，就這意思。這什麼意思呢？譬如說我坐計程車，司機就是我的手段，交通工具。我不能只把他當工具，我還要把他當作人來尊重。所以，如果我坐上計程車，司機跟我聊天，說最近天氣不好。我就心裏想說，工具怎麼可以說話呢？你是開車，不要講話，不要吵我，這是把他當工具了，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也是一個人。他看你衣冠楚楚，像個知識分子，想跟你說，哎呀！現在社會風氣越來越亂，他希望你知識分子給他一些建議。結果你跟他說，你最好不要說話，你是司機，你就開車就好了，這樣就把他當作純粹的工具，而沒有把他當目的來尊重。其實人的社會分工合作，在某個意義上，每一個人都把別人，當作某種方式的，某種程度的手段，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你各有所長，你的專長就是別人要用的，這個社會才能夠合作發展。但是，你絕不能僅僅把別人當作手段而已，當作手段而已的話，就變成純粹利用了，所以我們要練習。康德的這個說法是受到尊重的，也就是說，當我跟別人相處，請別人幫忙的時候，如果你把他當目的的話，他幫忙的事情，成不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儘力幫忙了，這樣就不一樣了。我們跟別人來往有時候只看一個朋友說，這個事你幫成沒有？幫成了，就是好朋友，沒幫成，就不是好朋友，這樣的話就是效益主義，我把你做的事效果怎麼樣，來作為決定的標準。那如果你參考康德的想法的，說，那好，你儘力幫忙就好了，成不成，那有時候怎麼能夠以成敗論英雄呢？這個是康德的說法。這樣一想起來，又很符合我們一般人的內心的願望。所以康德提出這種觀念，叫做目的王國，在人的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目的，沒有人是手段，這樣多好，是很高的理想。

  哲學家提出的理想不見得都可以實現，但是如果沒有理想的話，人的社會要往哪裡走呢？所以，我們講到倫理學的時候，講到效益主義，講到義務論，還有第三派，叫做德行論。德行論就比較接近我們儒家的思想，他強調，德行不是與生俱有的，它需要慢慢地培養好的生活習慣，所以我們在教育子女的時候，不要好高鶩遠。你說，希望孩子一下就變成一個很好的，獨立的人格，這不容易，你要給他養成生活習慣，從好的生活習慣着手。譬如說，最簡單的方式，跟他說，你要尊重別人，慢慢養成習慣，坐車的時候看到老人家讓座，慢慢養成習慣。外在的習慣，忽然變成內在的一種自發的一種行為，這個時候他如果學到儒家，知道真誠引發內在的力量，把被動變成主動，就成功了。所以我們講到德行論的時候，是誰說的？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認為好的德行，就是一種好的生活習慣，他始終會去思考，衡量自己的言行，對別人產生的效果，但是自己本身，要自我要求，到最後形成一個好的氣質。所以，一個人行善，不是忽然行善的，他必須慢慢累積小的善，到最後碰到大的機緣，他就可能做大的善。同樣的，做壞事也一樣。所以，像這個就是我們所了解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天下的大善大惡都是小善小惡慢慢累積，到最後才形成的。所以，我們講儒家的這種哲學，跟西方比起來，他是更強調真誠這一點，真誠引發力量，由內而發。然後呢？我們再選擇人格的成長的環境，在社會上該如何規劃的時候，西方很多學說可以參考。因為西方學說的特色，是與時俱進，不斷在進展，配合社會的情況。但他有時候也有一個缺點，它太容易調適，而比較缺乏一個內在的原則。因為西方人對於人性，基本上從近代以來，甚至從中世紀以來，都受到基督宗教的影響，認為人生下來就有缺陷，稱作原罪，因此他對於人的要求總覺得不能放心。所以他們的法律都規範非常嚴格，先設定，如果不規範你可能做壞事。相反的我們中國說得很好聽，叫做人性本善，然後就想說，他自己會做好事。有一個企業，老闆很相信人性本善，就在企業內部會議室門口，就寫清楚，因為人性本善，我們相信每一個人。你看到就覺得這樣的老闆太天真了，人性本善，這個「本」，很難落實。所以我強調人性向善，而孔子孟子的想法，是因為他強調真誠。而真誠之後，你是一個真正的人，自然而然願意自我要求，做該做的事。

  那麼關於這個，怎麼樣去培養呢？在《論語》裏面提到三種，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這種不惑，不憂，不懼都是培養人格一個重要的關鍵。我們先說，什麼叫不惑？因為我們聽到不惑，就知道孔子曾經說他自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子的四十而不惑，到底怎麼樣叫不惑呢？在《論語》裏面有兩個地方，學生請教什麼是惑這個字，你從這個請教就知道，什麼叫惑什麼叫做不惑。第一個學生是子張，他請教什麼叫做不惑，孔子跟他說，就是情緒的問題要掌握好。他說，對同一個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用我們的白話來說，孔子說，你對同一個人，愛他的時候，希望永遠活下去，恨他的時候，希望他立刻死掉。對同一個人，又讓他活，又讓他死，這叫做惑，困惑。古代的人不太談感情的，尤其不太適合公開談男女之間的感情。但是，孔子講了這句話，你就知道，他顯然是有相當的體會，對同一個人，又要他活，又要他死，往往是一種比較激烈的男女之間的情感。孔子也說得很生動，既要他生，又要他死，這不是迷惑嗎？但是，我們不必在這個地方多琢磨。因為古時候男女之間沒有公開或自由交往的機會。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看到一個西方學者，寫一篇有關儒家的文章，看了之後覺得很奇怪，因為他提到一句。他說，孔子反對自殺，也反對男女因為感情有問題而自殺。他說，有一對男女，就因為感情問題，不能得到家裡諒解，在山溝裏面自殺了。我就翻《論語》，有誰在山溝裏面自殺了？就找了半天，只有一句話。就講到管仲的故事。我們上次談過，就是在齊國發生內亂，人馬分成兩派的時候，你跟錯邊了，最後都好多人自殺了，就是跟到公子糾那一邊自殺了。孔子說了一句，他說，你難道希望管仲跟這些人一樣嗎？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段話是說，難道你要管仲，像那些匹夫匹婦，匹夫匹婦就是講一般的男跟女。匹就是一個，我們平常說一匹馬。但是，講到匹夫匹婦，就變成是一般的男，一般的女，很平常的人。難道你希望他們守一些小信用，在山溝裏面自殺嗎？孔子說的匹夫匹婦是說平凡人。結果西方學者就念到夫婦，一定是男女感情問題，受到挫折，跑到山溝里自殺。說實的，看到西方人研究我們的中國的學問，有時候真替他們捏把冷汗，真擔心。因為很多東西，他看的時候只看表面，他無法去理解，我們古人用字的習慣，但他們又很喜歡學古文。我在耶魯大學念完書之後回來，有一個朋友，他是教漢學的，就是在外國教中文，稱為漢學。寫信來了，就是佩榮吾兄足下，腳底下。我們很少用這個詞了，足下是尊稱了。現在誰說足下？對不對？但是，他就一定要說足下。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他是加拿大人，到台灣學中文，學得很好。他年紀比我大幾歲，那時候我剛剛大學畢業，大家見面聊天，我看他中文講得不錯，看起來樣子也很年輕。我就問他，你今年幾歲？他說，而立之年，我聽了嚇一跳。他一講，顯得我是外國人了，他居然可以說而立之年，就是孔子三十而立。早知道這樣子，我應該問貴庚，我們也懂這些。但是因為沒想到，以為講白話文聊天很好，問他幾歲，他而立之年。所以，很多外國人，他學到很多古典的中文，你跟他說的時候小心。像我到美國念書，到了耶魯大學，註冊的時候呢？一個人很緊張，一個人第一次出國。結果，正好準備註冊的時候，碰到有人叫我名字，大聲叫，傅佩榮。然後呢？我回頭一看，哎呀！是我在大學時代，在念研究所的時候的同學。他是美國人，到台灣學中文，他的論文寫《莊子》。他見到我，第一句話說，他鄉遇故知。這就是外國人學我們中文，很文雅。但是你說，真的要了解意義，很不容易，因為中文有很多用字，你很難掌握。所以，我們看到說，中西文化交流，很多時候我們還是要自己去掌握這些。當然，孔子提到有關困惑的時候，是說，你不要讓情緒主導，感情不要太激動。感情激動的話呢？就自己陷入困惑之中，這是第一點，你如果想做到不惑，就要練習情緒方面的調節。另外一個學生叫做樊遲，他也來請教什麼叫做迷惑困惑。孔子跟他說了，他說，你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惑也。他說，我忽然之間生氣了，忘記你自己的父母親了，也忘記自己的安危。因為古時候人生氣的時候，打人殺人，你父母也危險，別人會報仇啊。所以，你一下子憤怒起來之後呢？忘記了父母親，也忘記了自己的安危，這就是迷惑。憤怒也是情緒的一種，並且憤怒是情緒裏面最有力量的。很多人憤怒起來的時候，力量真是大得不得了，別人都勸不了。所以，孔子希望我們培養好的人格。當然，要從什麼地方着手呢？從你的這些情緒着手。能夠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為什麼不憂呢？一個人做好事行仁，行善，他能夠沒有什麼憂愁？因為，我做的事情都是該做的事，我擔心什麼？第三個，叫做勇者不懼。真正的勇敢的人，他沒有什麼懼怕的，因為他心胸坦然，知道說自己能力範圍在哪裡。事實上西方近代有一位哲學家，叫做笛卡爾。笛卡爾的座右銘，很簡單。他說，我這一生，要努力做到，不讓我的慾望超過我的能力範圍。很簡單，很平實，不讓我的慾望超過我的能力範圍，那我就自然很快樂了。我們最怕，慾望超過能力的範圍，心想而事不成，到最後弄得天下大亂。所以，像這個就是不惑，不憂，不懼，都是一種自我的訓練。

  那麼，除了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之外，還有什麼？人文教育。人文這兩個字，就比較有趣了。我們接着後面談到詩，談到樂，就是底下的兩講，專門談人文。因為，一般人談到儒家的時候，很喜歡講他的倫理學。西方學者也是一樣，把孔子當作一個倫理學家，而西方學者正好不太重視倫理學。西方長期有一個觀念，把宗教作為道德的基礎。你見到一個人，問他說，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你說有，他比較相信你，因為他認為宗教是道德的基礎。一個人有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比較可靠。為什麼？因為不是你答應我，你還答應神，你還答應佛。也就是除了我們之間的約定之外，你後面還有個宗教在約束你。所以，宗教作為道德的基礎，這是西方一個長期演變的傳統。因此，西方人認為，儒家講倫理學，孔子，孟子沒什麼了不起。他以為你講倫理學，那個不重要，因為它後面，西方人還有宗教。所以，倫理學，他們一邊講效益，一邊講義務，他也不是很在乎。因為最後呢？倫理學只是行為規範。西方人為什麼崇拜老子？崇拜莊子呢？因為他們講形而上學。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六個字，西方人沒有不佩服的。可以用言語說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恆的道，根本就沒辦法講。那沒辦法講的話，就比較高深，比較高深，外國人就崇拜了，聽不懂他就崇拜。那我們儒家講的話，叫你行善避惡，他都聽懂了，聽懂了就覺得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他不知道，我們還有人文教育，還有孔子的宗教情操。所以我們接着後面就要談這些人文教育的部分，能夠當下自化，讓生命進入化境，這是儒家非常精彩的部分。我們有關儒家對教育的看法，就談到這裡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