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0
分類：論語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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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信述》2.2
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原文】
孔子說：“《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無邪（不虛偽做作）’。”
詩三百：指《詩經》。《詩經》共三百零五篇（另外還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詞），言“三百”，舉其整數。
思無邪：出自《詩·魯頌·駉》。思，發語詞，無意義。無邪，即“無虛”，指不虛偽造作，都是真情流露之作。錢穆：“三百篇之作者，無論其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假，此即所謂詩言志，乃三百篇所同。故孔子舉此言以包蓋其大義。”（前人有解釋此為“正”義，進而以此解釋第一章“為政以德”，然如此只言“為政”則轉而狹小矣。）
《項氏家說》：“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
《論語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雲“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即禮儀，亦即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為教也。
劉沅曰：詩者，周先王采民風而歌至治，寓懲戒而定褒貶者也。東遷，王政不行，陳詩之典既廢，列國之詩亦雜。夫子既無力以挽，即樂府所存、見聞所及，取而刪之，止於三百，以為勸懲，垂戒之義已備於斯。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顧鎮曰：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攄(shū)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
《論語集釋》曰：善乎王闓運《論語訓》之言曰：“詩本詠馬，馬豈有所謂邪正哉？”知此者，“無邪”之旨，思過半矣。
李炳南曰：“邪徐”二字古時通用。詩傳“虛，虛徐也”。二字是一個意思。因此，《駉》篇“思無邪”，就是“無虛”。依此解釋，三百篇詩的本義，都是真情流露之作。
《論語集注述要》曰：夫子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詩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讀者易收感興之效。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按：不虛偽，不造作，故而誠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蕅益大師曰：此指示一經宗要，令人隨文入觀，即聞即思即修也。若知《詩》之宗要，則知千經萬論，亦同此宗要矣。
錢穆曰：學者必務知要，斯能守約。本章孔子論詩，猶其論學論政，主要歸於己心之德。孔門論學，主要在人心，歸本於人之性情。學者當深參。
《四書反身錄》曰：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為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按：而今人把《詩經》只認作文學去看，真是點金成石頭矣。）
《詩經》《毛詩序》《論語集釋》《論語新解》《論語講要》《論語會箋》《論語正義》《論語點睛》《論語集注》《論語集注述要》《論語訓》《論語恆解》《項氏家說》《史記》《虞東學詩》《四書反身錄》。
《詩經》研究領域存在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學術懸案，這些公案直接關涉到詩經學的根基，但傳世文獻本身已無力解決，若想有所推進，唯有把眼光轉向出土文獻。
“孔子刪詩說”首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穎達編纂《詩經正義》時，開始對該學說提出質疑，其核心理由是“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此後，不承認孔子刪詩活動者代不乏人，並陸續增加了諸如“詩三百”之名由來已久、孔子八歲時吳公子季札所觀周樂演奏順序已與今本《詩經》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刪詩、孔子本人僅自稱“樂正”而未曾言過“刪詩”、孔子若刪詩則不可能留存“淫詩”等等新的理由。肯定“刪詩說”者則又對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駁難。但遺憾的是，對孔穎達的核心理由，始終無力顛覆，因為《國語》《左傳》稱引賦誦詩篇確實多見於今本《詩經》而少“逸詩”。有學者又變換思路，以劉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類推孔子編訂《詩經》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護“刪詩說”，惜也僅是間接推測而非實證。
2012年清華簡第三冊《周公之琴舞》公布，為肯定“孔子刪詩說”提供了經典實證。該組詩以周公還政、成王嗣位為內容，存詩兩組，周公儆毖成王一組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詩存完詩9首，每首8句。這9首半詩確為《詩經》“逸詩”無疑，因為第1首就是今本《詩經·周頌》中的《敬之》篇，而從第1首到第9首詩連續用音樂依次標識“元納啟曰”至“九啟曰”，是一個有機整體。既然第1首是《詩經》作品，後8首也必然是刪除之前的《詩經》作品。由兩組詩前小序明言各為9章樂曲可知，該組竹簡一次性貢獻了8首“逸詩”文本和9首“逸詩”數目，可謂“逸詩”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組詩為“十分去九”刪詩幅度和顛覆孔穎達否定“刪詩說”的理由提供了經典範本。組詩9首被刪除了8首，今本《詩經》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嗎？
九去其八的文本還啟示我們重新認識司馬遷“去其重”的雙重含義，即不僅是刪除不同版本的重複篇目，還是同時刪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兩個層次的“去其重”，孔子將“三千餘篇”刪定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組詩中的小序還說明，今本毛詩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戰國時代已有，漢代人只不過是根據時代需要作了增補完善而已。
《國語·魯語》載，魯國大夫閔馬父說“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閔馬父這段表述本身有多義性，所以，《詩經》中今存五篇《商頌》是商朝人的作品還是商人後裔宋國人的懷古之作，抑或是正考父本人的創作，便成為西漢以降爭論不休的問題。王國維《說商頌》運用“二重證據法”確認《商頌》晚於商朝以後，宋頌說成了主流觀點。但是，近年隨着新的甲骨文大量湧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宋頌說”的核心理由不僅被陸續顛覆，而且《商頌》乃商朝作品的直接實證也陸續被發現。王國維所謂甲骨文稱族名只稱“商”不稱“殷”，稱開國之君“商湯”只稱“大乙”等不稱“湯”，甲骨文不記武丁伐荊楚內容，而《商頌》中“商”與“殷”交錯出現，直稱“湯”、講述武丁伐荊楚內容等“宋頌”理由原來很有說服力，但近年人們卻從新出甲骨文中發現並釋讀出了稱“殷”、稱“唐（湯）”、記述武丁伐荊內容的刻辭，原有理由不攻自破。在此基礎上，一批學者又從甲骨文中釋讀出了多次重複出現的“學商”“奏商”“舞商”詞彙，並確認其意思即為“學《商頌》”“奏《商頌》”“舞《商頌》”，表現的是商朝貴族子弟舉辦祭祀活動前反覆舉行的盛大“綵排”，其學習、演奏和表演的都是《商頌》內容。可見，“商頌”是商代的作品，應該是沒有多少可以懷疑的了。
關於《詩經》“國風”的作者與性質問題，南宋朱熹之前有“太師陳風”說、“王官采詩”說、“諸侯獻詩”說、“賢聖發憤之作”說等等，到朱熹認為國風是是民間歌謠，此定性以致成為了今人的主流認識。
其實，民歌未必符合“國風”的真實身份。道理很簡單，《論語》中孔子對其兒子伯魚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左傳》中季札觀樂至《周南》《召南》稱其為“始基之矣”，他們不僅將“國風”中的“二南”視為立身之本，而且還視為立國之本、王業之基。
上博簡《孔子詩論》孔子評《關雎》為“情愛也”，“以色喻於禮”，“反納於禮”，稱其是一首愛情詩，但其立意在於表達的是對愛情婚姻的依禮相求。再如，被視為民間情歌的《漢廣》，實際是一首反映西周貴族“留車反馬”之禮的樂歌。孔子認為這首詩讚頌的是男主人公的“智”，其智在於“不求其不可得，不攻其不可能”，“不亦智恆乎”，說他有超常的智慧。為什麼呢？“游”乃“父母在，不遠遊”之“游”，解為出行，詩中“游女”並非遊玩之女，而是出行即出嫁之女；尹榮方認為“之子于歸”是實寫其嫁到了男方，而不是男方想象中的假設；“言秣其馬”不是男子想象着騎馬迎接，是實指女子嫁到男家後男子每天代喂女方送親的馬匹。
依《禮記·昏義》，周朝貴族“成婦禮”規定，女子出嫁後的前三個月為準媳婦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期”，“培訓”合格在丈夫家廟中舉行“成婦禮”後，方能與丈夫正式同房。至此，娘家送親的馬匹方能返還娘家而將車子留下，以備未來探親之用。故《漢廣》一詩讚頌女子成婚接受“培訓”期間，男子堅持同院不同居的守禮精神和大智慧。“漢、江”喻禮的不可逾越。“錯薪”乃迎娶時的“照燭前馬”之禮。
如上藉助出土文獻對“二南”作品性質所解之例，當然就可以立身立國了。依此類推，“國風”的大部分作品，很可能確實並非民間歌謠。
此外，孔子所斥“鄭聲淫”不包括《詩經》中的鄭國詩歌。“詩言志”說產生於孔子時代，也都可以從上博簡中找到實證。
作者：徐正英，男，1960年11月生，河南濮陽人。曾任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文獻學與文學思想研究。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12月31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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